古籍汇编作品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引发了一场版权官司。因认为2014年中华书局有限公司（下称中华书局）影印出版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（共6册）所署“金毓黻等”并非真正作者，金毓黻是为该书写过一篇序言的出版者，而该书前5册真正的作者应是金毓黻的亡友董众，中华书局此举侵犯了董众的署名权，董众的长女董大一一纸诉状将中华书局诉至法院。董大一同时还认为，1938年，兴亚印刷株式会社出版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》全文转载了董众所撰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》（该文刻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文溯阁院内的石碑上，记述了1925年《文溯阁四库全书》自北平运回沈阳的全部过程），中华书局将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》内容编成《钦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附录，收入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第6册，侵犯了原著的保护作品完整权。因此原告要求法院判令中华书局将该书前5册作者署名更正为董众；将署名“金毓黻等”编纂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下架，停止销售；赔礼道歉，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等。12月19日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，并未当庭作出判决。

　　古籍提要起纠纷

　　原告诉称，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，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，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。虽然1935年出版的《钦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一书并没有著作权人署名，但有证据证明董众是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的原作者。

　　首先，1931年奉天省教育会立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》石碑碑文记载了董众辑录撰写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的故事。其次，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与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》两部著作确切地记述了董众辑录了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的时间、地点，董众的工作状态以及董众借取蓝本、抄书制书，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成书、整理比对、运复沈阳、展览展示全部过程。此外，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第6册中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》，具有“法库董众撰”署名，是董众为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作者的直接证据。

　　原告认为，在保护作品完整权方面，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，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、纂改的权利。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第6册就是侵犯原著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例证。在第6册的前半本（第4071页至4221页），是1935年辽海书社版《钦定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的第32册《钦定四库全书书名索引》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与总目异同表》《聚珍版提要与四库本提要异同表》；后半本（第4233页至4536页）是1938年兴亚版《文溯阁四库全书要略及索引》。中华书局将两部出版时间不同（分别为1935年、1938年），著作权人不同（前者无著作人署名，后者为国立奉天图书馆编），出版社不同（前者为辽海书社，后者为兴亚印刷株式会社），内容完全不同（分别为书前提要和要略）的独立书籍混搭编排，侵犯两书作者的原意，有损两书原有的模式形象，侵犯了书籍的保护作品完整权。

　　是否侵权存争议

　　被告辩称，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原件，很难让人相信证据的真实性。同时，被告虽然承认董众对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做了大量的保存、抄录等工作，但是这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行为。被告还认为，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是影印作品，而影印就是对在先出版物的一种再现行为，要忠实于原著。对此，中华书局在编辑过程中基本上忠实于1935年辽海书社版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等。至于2014中华书局版的《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为何署上“金毓黻等编纂”，被告给出的理由是，中华书局参考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1999年版《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》，书中有“金毓黻等编纂”字样，于是中华书局也在书中署上了“金毓黻等编纂”的字样，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，不应承担侵权责任。

　　北京市东易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判断古籍汇编作品著作权归属通常使用署名推定原则，即谁是作者就署名为谁。如果古籍汇编作品未标明作者，但某人的后人认为古籍汇编作品著作权应归属于某人，需要进行充分举证。举证的内容通常包括书证和物证，其中书证涉及原稿、书信、回忆录、日记、奏折、其他作品记载等。